“小康全面不全面，生態環境質量很關鍵。”今年兩會，政府工作報告向外界傳達出“困難挑戰越大，越要深化改革，破除體制機制障礙，激發內生發展動力”的信號。在生態環境領域，推動生態環境保護體制機制改革等話題，備受代表委員關注。
頂層設計：打造生態文明“四梁八柱”
早在2016年11月2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關于做好生態文明建設工作的批示》時指出：“要深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盡快把生態文明制度的‘四梁八柱’建立起來，把生態文明建設納入制度化、法治化軌道。”
生態文明體制機制改革和創新需要頂層設計來搭建生態文明的“四梁八柱”。“建設生態文明是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千年大計，既是攻堅戰，也是持久戰。要徹底解決長期存在的生態環境治理問題，需要建立卓有成效的長效機制。”全國政協委員，民進廣東省副主委、深圳市主委，深圳市政協副主席陳倩雯講述了深圳市努力探索和創新長效機制，確保人和自然和諧共生的經驗。
深圳市將生態環境保護體制機制改革的第一落點瞄準在標準建設和法律保障方面。“深圳市在國內率先實施輕型車國六排放標準，制訂噪聲污染防治條例等20余部專項法規，首創的查封扣押、按日計罰等制度被國家立法吸收。”陳倩雯告訴記者，深圳市陸續出臺了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國家環境保護督察制度等生態文明“四梁八柱”性制度，有效遏制了對生態環境的破壞，推動了發展方式轉變。
2013年以來，湘江流域水生態環境質量總體呈穩中向好的趨勢。2019年，湘江流域水質總體為優，干、支流157個考核斷面中，Ⅰ-Ⅲ類水質斷面155個，占98.8%。全國政協常委、民進湖南省委會主委、湖南省生態環境廳副廳長潘碧靈將湘江水環境質量改善的一個重要原因歸咎于湖南省加快推進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目前已經基本完成6個方面53項改革任務”。
近年來，湖南省頒布實施了《湖南省湘江保護條例》《湖南省飲用水水源保護條例》，制定發布《湖南省農村生活污水處理設施水污染物排放標準》、第一批污染物特別排放限值，推進領導干部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改革試點，統籌推進生態環境系統機構改革、省以下垂直管理和綜合執法改革。“此外，湖南省還在探索完善市場機制，加快推動建立生態補償機制。”潘碧靈說。
“加強生態文明建設必須要有健全完善的法律作保障。”在全國人大代表、河南省審計廳廳長汪中山看來，目前，我國還缺少一部統領性、專門性的生態文明建設法律。相關法律法規關于生態文明建設的規定和生態文明建設實際銜接不夠，某些領域還存在法律空白，“這些都不利于生態文明建設統一規劃、整體推進。”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湯維建也建議制定一個綜合性的法律，“作為巨型國家的現代中國的治理，肯定不能只靠單一類型的專業化法律。”
中流砥柱：生態環境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
2020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提高生態環境治理成效”“突出依法、科學、精準治污”“深化重點地區大氣污染治理攻堅”，進一步明確了打贏污染防治攻堅戰的目標和任務，也對生態環境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全國兩會第二次“部長通道”上，生態環境部部長黃潤秋清晰地闡述了提升生態環境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的工作思路：“完整、全鏈條的生態環境管理制度體系健全以后，我們生態環境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的現代化水平會有一個大幅度的提升。”
“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代表委員們認為，生態文明體制機制改革創新將加快提升現代生態環境治理能力，而現代化的生態環境治理體系也將促進生態文明體制機制改革創新繼續深入。
“要把制度優勢轉變為治理效能。”全國人大代表、貴州省發改委主任陳少波介紹說，如今，在貴州，春節后上班第一天五級干部上山種樹、貴州生態日五級河長下河巡河，已成為制度安排。
九三學社中央在提案中指出：“集中力量辦大事、高效的決策和超強的執行是我們的顯著優勢，大數據、人工智能等信息技術為此提供了更為高效的‘手段’，使制度優勢更易轉化為治理效能。”現代技術的價值，不僅體現為“手段”更體現為“理念”，體現為對傳統模式的創新。
“生態環境保護任務日益繁重，迫切需要提高治理能力和水平。”全國人大代表、安徽省生態環境廳廳長徐恒秋介紹說，安徽省創新治理機制，推廣新安江流域生態補償機制試點經驗，將包括所有出省界、跨市界斷面在內的121個斷面納入補償范圍。“下一步，我們將在制度建設、體制優化等方面繼續發力。”
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對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的考驗。2月，遼寧、河北、海南等省(市、區)生態環境廳相繼印發通知，明確疫情防控期間，對疫情防控急需項目簡化環評審批，開辟環評審批“綠色通道”，并最大限度做到“不見面”審批，及時辦理環評審批手續。3月，全國告知承諾制審批項目，共計544個。全國納入豁免的30個小行業登記表項目數為35773個。據估算，享受豁免改革的項目數量約為2.1萬個。
這些數字和信息技術、5G等高科技產品發揮的重要作用和應用前景得到了代表委員們的認可。全國政協委員、湖北省武漢市政協主席胡曙光建議，打造信息集成共享、指揮統一高效的“城市大腦”，推動城市運行“一網統管”、政務服務“一網通辦”，把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等手段，全面運用到生態環境治理中去，提高治理效能。
落實應用：協同合作狠抓落地見效
各部門協同合作，各級政府各司其職，擰成一股繩，確保生態文明體制和機制改革落地。
“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涉及發展改革、自然資源、生態環境、水利、文化旅游等多個部委和9個省區，需要在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下，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全國政協委員、河南省政協副主席，農工黨河南省委主委高體健以黃河為例，向記者介紹了各部門協同對生態文明體制機制改革和創新的重要作用：“要堅持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縣抓落實的工作機制。中央層面成立領導小組，主要負責制定全流域重大規劃政策，協調解決跨區域重大問題，有關部門要明確分工、落實各自責任;各省區要履行好主體責任，加強組織動員和推進規劃綱要實施;市縣層面按照部署逐項落實到位。要建立健全流域管理體系、跨區域管理協調機制和河長制湖長制組織體系。”
“協同”也是全國政協委員、國家林業和草原局副局長劉東生今年提案《協同保護發展關系健全生態文明制度》中的“關鍵詞”。他表示，要樹立保護與發展協同推進的理念，推動山水林田湖草系統治理，要強化生態治理專項行動中依法行政。
劉東生認為，目前生態文明體制和機制存在部門協調和綜合施策不夠、政策調控和制度拉動不完善等問題。他建議，要由綜合部門牽頭成立部門間協調機制，實現統一規劃、協同步調、信息共享、綜合施策。要進一步健全生態治理的總體規劃和專項規劃制度，做到兩類規劃的有機銜接和協調推進。要建立山水林田湖草系統治理的綜合考評制度，推動生態保護修復由部門單指標考評向部門考評與綜合考評相結合轉變。要進一步完善系統治理政策，在協調機制框架下實現生態治理資金的統籌使用，并更好發揮財政資金對補齊治理短板的政策導向作用。
“建議打造全國一體化應急管理平臺，構建大數據驅動、多層級聯動社會治理機制。” 全國政協委員崔玉英說，要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企業自治良性互動，完善體制機制，強化源頭治理，形成治理合力。
最終是要確保這些政策措施落到實處。全國政協委員朱程清強調，助力生態文明體制機制改革，必須要使“為擔當者擔當，讓履職者盡責”落到實處。除了注重投資效益，把錢花在“刀刃”上，還要從更高層次研究戰略性問題，推動高質量發展，防止顧此失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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